11月30日的天气很寒冷，大地披上初雪。利玛市的亚伦地方法院是一幢古老的建筑。虽然第三法庭大到可以容纳五十人，但大多数的椅子是空的。这次的公听会不对大众与媒体开放，因此电视台记者就在法庭外守候。

老师戴着手铐坐在两位律师的中间。除了律师之外，只有桃乐丝、戴摩与作家被允许出席作为公听会的旁观员。同时出席的还有富兰克林郡的欧杰士助理检察官、来自俄亥俄州假释局的代表詹威廉，以及哥伦布市西南心理复健中心的律师韩安先生。

金大卫法官有张修饰得干净俐落的脸，是位相貌堂堂、五官分明的年轻人。他审阅1972月4日公听会的记录：当时比利是以精神异常的理由获判无罪，另外还有其他多次公听会的记录直到现在，时间前后约有一年之久。

毕大卫检察总长请求隔离证人，结果获得核准。汤普森律师申请由于迁移至利玛医院作业上的瑕疵，因此要求将当事人迁回雅典医院。这项请求遭到驳回。

上述申请案审理完毕之后，公听会正式开始。

第一位州政府的证人是六十五岁的麦弗德精神科医师，矮胖的身材穿著宽大的毛衣及裤子。他摇摇摆摆从毕大卫身旁走到证人席上他同时也是州政府专门技术顾问。麦弗德医师作证说，他曾见过威廉密里根两次，第一次时间很短，是在1979年10月24日，当时病人已转至利玛医院由他负责照料；第二次是10月30日，当时是为了审查他的治疗计划。同时，今天早晨在公听会之前，他被允许观察威廉密里根半个小时，以确认一个月来是否有任何改变。根据医院记录，麦弗德医师说他曾判断威廉密里根的病症是人格障碍，也就是说他具有反社会倾向，而且是由于精神性神经症式的焦躁所带来的沮丧与分裂的特性让他痛苦不堪。

毕大卫有张娃娃脸和一头卷发，他开口问他的证人：“今天他与一个月前是否完全相同”

“是的，”麦弗德说道：“他只是精神有病而已。”

“他的症状是什么”

“他的行为让人无法接受，”麦弗德说，眼睛盯着比利，“他是个罪犯，被控强暴与抢劫的罪名，他对社会不满，处罚对他们而言并不能起什么作用。”麦弗德还说，他也曾考虑多重人格的病症，但是在比利身上，他并未发现任何征兆。因此，在回答毕大卫的问题时，他认为比利有高度自杀的倾向，而且是个危险人物。

“这病人没有进展，”麦弗德说：“他傲慢而且不合作，相当自我。”当毕大卫问他如何治疗该病患时，麦弗德的回答是：“技巧性的忽视。”

麦医师说他曾开了五毫克的steze处方，并无任何不良影响，但也未见任何良性效果，因此他停止使用抗精神药物。他告诉庭上，依据他个人的意见，比利需要的是最大安全的防护设施，而利玛医院则是俄亥俄州最好的地方。

在汤普森以及戈爱兰的交叉询问之下，麦医师说他拒绝做出多重人格判断的原因是，他未曾见到相关的症状。他自己本人并未接受第二版精神障碍的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d statistiua中对于多重人格所下的定义。麦医师说道：“我拒绝考虑他是多重人格分裂的病状，就好象我说他没有梅毒一样，因为在他的血液检验报告中，它并不存在。”

“你见到了什么样的征兆”汤普森问。

“生气、恐惧。凡事若不依当事人所想的进行时，他就会发怒，他的行为非常冲动。”

汤普森皱着眉头，“你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生气或情绪陷入低潮时，就是精神上有病啰”

“是的。”

“每个人不都会有生气和情绪陷入低潮的时候吗”

麦弗德张望法庭四周，耸耸肩说：“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有病。”

汤普森盯着证人，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字。“比利是否相信你”

“不相信。”

“如果由他相信的人来为他治疗的话，他的进展是否会比较好”

“是的。”

“庭上，我对这位证人已经没有其他问题了。”

公听会进行到中场休息之前，戈爱兰提出三天前由郭医师所提出的证言。戈爱兰希望在他传唤其他证人──乔哈丁、柯丝薇医师以及谭如茜之前，能将郭大卫医师的证言列入记录。

在证言当中，汤普森律师询问郭大卫医师有关多重人格者最好的治疗方法。他问：“医师，你能否告诉我，对于一位被判断是多重人格的病人，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郭医生依记事本念出来，包括他在11月19日写给戈兰爱律师的信，非常详尽的提出回答：对于任何一位多重人格病患的治疗，主治医师必须是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而且最好是能符合下述各项条件的精神科医生：第一：他或她必须接受病患有此病症的事实，绝不可由不相信的人来负责。

第二：如果精神科医师本人并无经验，但只要愿意的话，可以在另一位有经验的医师襄助下治疗病患。

第三：他必须有催眠技巧，作为治疗方法的一种辅助，虽然不是必要的，但最好能够具备。

第四：他必须读过许多有关此项病症主题的文献书籍，同时还必须不断进修。

第五：他必须要有几乎无休止的耐心、忍耐以及执着，治疗此类病患需花很长的时间、耗费体力而且困难度极高。

目前有经验的医师在处理被认为是多重人格病患时，他们采取的治疗方法有下列几项原则：第一：必须找出并认定所有的人格。

第二：必须确认这些人格存在的原由。

第三：接下来，医师要对所有人格予以治疗，期望能加以改变。

第四：医师必须专注在那些被找到的正面人格上，并加以辨认，然后在其他变化人格中试着找到某种妥协性，尤其针对可能会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威胁的人格，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五：病患自己必须完全知道问题的性质及范围，必须透过治疗得到帮助，俾能产生正面的解决。换言之，病患必须知道治疗的程序，而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医疗。

第六：必须避免采用抗精神药物，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药物会对患者人格产生人格分裂，再加上副作用对治疗也有不利的影响。

以上只是多重人格治疗上的部份问题，并非是所有治疗过程的完整描述。

证言更继续深入探讨类似的相关基准。

当毕大卫在进行交叉质询时，他暗示这是否就是治疗多重人格的最理想条件，郭医师则尖锐地回答：“先生，你这么问是不对的，我从未说过这些基本条件是最理想的；我甚至会说，那些只是最低要求。或许这对第一次治疗多重人格病患的医师而言，这就是全部。否则最好就让病患独处，要不就是不要随便治疗他。”

吃过中饭后，当比利再被带回法庭时，他已换了一件衬衫。作家怀疑老师已经消失了。

戈爱兰和汤普森要求传唤乔哈丁医师到证人席上。在他简短介绍自己参与比利的案件之后，他向庭上表示，他仍认为雅典医师是最适合比利治疗的场所。

“乔医师，”在交叉询问时，毕大卫问道：“多重人格的案例是否很罕见”

“是的。”

“我们每个人内心该不会也都有其他人格的存在吧”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记忆丧失。”乔哈丁说道。

“要如何证明记忆丧失可能做假吗”

“我们一直都非常小心，”乔哈丁说：“我们不断调查，而且是用持疑的态度去看待，他的确有记忆丧失的现象，并未做假。”

“乔医生，”此时由戈爱兰质问，“你是否曾以病历和其他医院的记录作为诊疗的依据”

“是的，任何能找到的资料我都会参考使用。”

“你是否认为一位精神科医师必须使用过去的记录以及其他医师的意见作为治疗的根据”

“我认为那绝对是很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