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杭州教会的教徒人数，大约在一千四五百人。郭居静平均每年要为二百人洗礼。他谈到在这里传教的种种困难和特殊之处。认为在大明传教，获得缙绅阶层的支持最为重要。因为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广泛，不但可以庇护教会的安全，百姓们也往往把他们视为标杆，往往一个地方缙绅的受洗，会带动周围很多人受洗。许多士大夫教徒是全家受洗，不仅自己和家眷，连家中的奴仆也会跟着受洗。

缙绅士大夫受洗，首先就解决了教会的经费和传教点的房屋问题。如果没有缙绅教徒的捐赠，贫穷的教徒即无力捐助，又没有足够的人数来“聚沙成塔”。教会就必须依靠澳门的汇款才能生存，而且也难购买到房屋和土地。

杭州的天主教会正是有杨、李两家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缙绅的支持，在杭州始终能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传教事业也很少受到干扰，所以发展很快。

从儒生、士大夫入手传播信仰，是利玛窦均进入中国之后的制定的传教方针。在赵引弓看来，利玛窦不愧是欧洲第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状态的人――之前的欧洲人，包括不知道是否真得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在内，不过是一群走马观花的猎奇者而已。

但是这一方针，赵引弓认为过于“上层路线”了，尽管也有许多贫穷阶层的人受洗入教――不少人还在教案中“殉道”。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南京教案”中的卖糕小贩。但是总体上，天主教会在大明缺少社会根基，“浮在上面”。结果就是雍正一禁教，很快就在全国肃清了原本就不多的天主教信仰。

二鸦之后开放教禁，基督教新教在传教方面后来居上，和他们走“平民化”路线有极大的关系。新教会开办医院、学校，收养孤儿、举办各种慈善，举得了不凡的效果。

但是这个见解赵引弓是不会对郭居静说得――“下层路线”是元老院的法宝。当然，郭居静未必不知道“上层路线”的弊病所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走“上层路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如果没有二鸦之后英法两国的“积威”，新教的“下层路线”也不一定就行得通。

郭居静虽然身处杭州，对教会的消息却并不蔽塞。澳门的天主教会每隔数月都会派遣信使前往中国内地的各教会传送信件。各地教会也会将信件交来人带回。一部分前往欧洲的信件在澳门装船。尽管信件在路途上的日子经年累月，但是教会的联络自始至终都没有中断过。即使在传教事务完全停滞的雍正乾隆各朝，北京的传教士依然能够和澳门和欧洲的教会保持联系。

耶稣会给郭居静的信件，他认真的读过――这个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的老传教士对中国的国情了解的很是透彻，通过杭州教会的教徒和北京的传教士传来的消息，他对这个来自“广东”的中国人的真正身份心知肚明：他们就是会长大人寄予厚望的“澳洲人”。

澳洲人和大明在琼州的战争以及他们在琼州不遗余力的推广圣教的举动，使得郭居静又惊又喜。他的兄弟们――陆若华等人在琼州三年的牧灵工作，就超过他们历尽艰险四十年取得的成绩。

他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澳洲人对耶稣会和传教事务感兴趣。从澳门来得信件表明：虽然他们中间有少量的天主教徒，但是澳洲人并不来自一个天主教国家。他们也谈不上有什么宗教信仰――信件中特别说明了他们的无神论倾向，同时澳洲人在临高的教会首脑显然不是一位合格的神职人员。显然，他们帮助教会在琼州传教绝非出于宗教热忱，而是出于某种实际利益的考虑。

现在，这神秘的澳洲人出现在他的眼前，目的到底什么是他非常感兴趣。

赵引弓对自己的来意毫不避讳，言语上的闪烁或者吊诡是没有价值的，耶稣会愿意帮助元老院，正是元老院的实力的体现。只要耶稣会还打算在琼州传教，郭居静非帮助自己不可。

“您的意思是：用我们杭州教友的力量来维护您的商业利益？”意大利人静静的听完了他的阐述，说道。

赵引弓说：“是的，您在大明多年，应该明白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在这里经验商业所要面临的困难和干扰。而您肯定要知道，一位绅士在大明社会中的影响力。”

郭居静沉吟着点了下头：“您说得不错。”

“所以我必须请求杭州教会给我帮助。”赵引弓注视这仪表堂堂的意大利老头的眼睛。